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生活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竭尽全力去应付的事情，而这种努力往往仍然无法穿透铭刻在心灵深处的挫败感和虚无感。整个时代像一驾已经失控的高速行驶的列车，在光怪陆离而令人窒息的世界之夜病态地行进着，所有的细节和感伤都属于多余，或者被直接转换成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，被精致包装后推上超级市场的柜台，成为一种单向度的诉说。

生活在解构神圣性的同时，却并没有许诺一种源自日常生活的理性的气味，也没有涌现出人性在疼痛的挣扎之后留存的余味。一切都幻化成为人对于非人事物的疯狂的追逐，而这种追逐却并没有一种让追逐者获取归属感的宁静和甜美。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奇妙的体验，在普遍的沈沦中感受到的是狂欢的魅惑，在瑰丽的张扬中捕捉的是飞翔的虚无。

不是我写的,只是在找和我一样认同的人

做了个梦，梦见我赤身裸体在大街上跑，结果走进家卖东西的地方，看到有卖内裤，我就在超市里面穿上了，后来不知道怎么我又找到了衬衣和牛仔裤，好像我又带着。就一起穿上了。我问营业员。二楼有什么东西卖，她们说没有合适我的，说这是医院超市，只有适合女职工的东西，我就没问了，准备才出去结帐，可是发现了一个座位，就是那种像个坑，里面放了几格小圆墩的破沙发的样子，这让我想起了MIX里面的座位。
我出去结帐，突然摸我身体，发现手机没有了，我相肯定是落哪了，想找也找不到了，突然我看到一个陈物柜上不知道谁的手落那，我就拿走了那个，心想，丢了人家捡到肯定也不还我，正好。不知道怎么我突然又有了包，我把手机迅速关机放到包里面了。

结果去收银台结帐， 我说我买了条内裤已经穿上了，并解开上面的大扣子露出了商标给她看，结果那阿姨拿出来一个东西，本来我以为是个条码之类的，结果居然是支注射针，似乎针上还涂了什么东西，她摆弄了下我的裤裆，然后就把针往里面插去。我一声惊叹，我的小弟弟被他刺中了。。。。。

后来她把针拨了出来，说你是要买这个牌子的裤子吧。我说嗯，她说总共十八元，我心想真他妈贵，我上学卖的那条一样的才五块。后来他又指着一个单子对我说，你的内分泌示你有些不太好，，——还有什么来的，具体忘记了，我就回了句，是不是就是我睡眠不足啊，他应声答是

后来，我出门了。我和我的好哥门一起出来的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也是一起和他进去的，我也没告诉他我手机丢了。走到一半时候，我又想器拿他电话打我手机，刚试拨了一下，超市那边突然给我个电话，说我的手机落她们那了，我一阵开心，就醒了。

现在这会，在写的过程中，我又想起来，昨天好像我还路过了我的老家，好像拿着酒瓶和人斗殴，结果反而和那人和解，成为朋友了，，，

居然这个梦这么清醒，好久没写这么多了。

习惯依赖，群体依赖，路径依赖，解构依赖，革命，方是生活的意义

电影《54俱乐部》刚拍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徒有其名，故事陈腔滥调，还不如用做背景的54俱乐部的故事精彩。54 Studio和它的老板斯蒂夫·鲁贝尔（Steve Rubell）是西方现代文化史中的一个传奇，它形成了最早的关于夜店文化的概念。这几年中国的俱乐部发展得越来越多，是否也有类似的文化产生？

一个纽约俱乐部老板的经营理念

54俱乐部开业于1977年，犹太人斯蒂夫·鲁贝尔梦想开家世界上最好玩儿俱乐部，在那儿没有阶级之分，也没有任何规矩，夜夜笙歌，歌舞生平。他把这个小天地搞得有声有色：80岁老太太跳迪斯科直到天亮，模特儿和艺术家翩翩起舞，水管工和真的公主调情取乐。安迪·沃霍对卡文·克莱恩说嗨，顺便和他谈谈广告的事。格蕾斯王妃和好莱坞明星是常客，每个月沙特国王的侄子乘私人飞机飞上7000英里，只是为了来这里跳一晚上的舞，然后在太阳升起时飞回家。当杜鲁门·卡波特坐在54俱乐部里的时候，会想起所有那些如果还活着肯定会爱死这个地方的人：王尔德、范朋克、波德莱尔、范韦克滕......

只要进入那扇大门，身份标签便被关在门外，但它不是没有门槛。每晚门口聚集着大量穿着时髦的人，等待得到一张入门卡。鲁贝尔亲自站在门口挑选顾客，也不是所有的名流都没问题，歌星切尔和塞浦路斯的国王就曾经被挡在门外。至于对普通人的要求则是看上去好玩儿又漂亮。有一年万圣节，两个姑娘打扮成女神，骑着白马来—— 这在那里不算最搞怪的，鲁贝尔对她们说，马可以进去，你们留在外面。至于德克萨斯来的百万富翁，只好到一边凉快去。

人们都知道54街的那家俱乐部里面一定大有乾坤。连出租车司机都会告诉他的乘客：“您还是趁早打道回府吧，就你穿成这样，肯定进不去。”对于所谓“好玩儿的人”鲁贝尔从他们的穿着判断：比如他不喜欢把衬衫领子翻在西服外面的人；穿紧身化纤面料的人；所有打扮俗里俗气的人——这个很难定义，或者说千万别穿得像娱乐节目主持人那样。

他曾经谈到过选择顾客的规律：一般来说，不欢迎单身女孩，因为他不希望人们想起俱乐部的时候，首先想到那是个泡妞的场所；他本人是同性恋，但绝不会让同性恋在俱乐部泛滥。“每天晚上，我必须掌握这个俱乐部的三分之二个区域都在发生什么，去门口把想要的客人带进来。”他形容这就像请客人来家里玩儿，其中有几个你不是那么喜欢，心里也很清楚他们玩不到一起，但最好维持这种状态，这样客人才不会全都聚在一个角落。他知道美国没有贵族，但有的是名人。为进到俱乐部的人创造一个愉悦的环境，所以名流们才会源源不断地到来。如果他能让名人感觉像回到家一样，而普通人能够和名人共舞，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，那么他的俱乐部就会成为独一无二。

服务员的水准就和场地的灯光和音响一样重要，当然都是俊男靓女。除了不要让客人亲手倒香槟等这样的小规矩，他并不在顾客和服务员之间划界限，鼓励他们以松弛的状态工作，和客人聊聊天，跳跳舞。总有出身低微自觉有几分姿色的年轻人向往到54俱乐部工作，得到高额的小费或者被客人带去威尼斯过一个周末。但最好明白大家不过是在找乐子，以为从此就一步登天改变命运，那未免想得远了点儿。

斯蒂夫·鲁贝尔上中学的时候学打网球，他爸看他打了几次后，发现了儿子不可能成为种子选手的真正原因——他的注意力总是不集中在球上，而是周围的人上面。这样的鲁贝尔长大之后，无论做餐馆还是俱乐部，都是个天生的公关能手。深谙名利场达尔文主义，对世人的虚荣心理观察透彻，只有他能想到把又脏又湿的地下室改装成VIP室，进入这个房间，需要通过一个暗门，是门槛之上的门槛，到了这一步，连名人都想削尖脑袋挤进去。

在54俱乐部出现之前，大部分娱乐场所都隐藏起他们的背景和实力，但鲁贝尔极尽炫耀之能事，大家都觉得能进入54俱乐部是件了不起的事儿。后来54俱乐部的垮掉也正是因为他的炫耀，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，他告诉主持人，俱乐部每晚流水可达75万美元，说自己知道“通往智慧宫殿的小径”。事实是鲁贝尔差人在午夜把大量现金转移，然后改变收款机上的纪录，由此达到偷漏税的目的。因为这个节目，他被IRS(美国的税务局)盯上了。

斯蒂夫·鲁贝尔蹲了13个月的监狱。在向控检方提供了一份偷税者名单后，于1981年2月获得早释。此时54俱乐部已经易主，新东家请他做“俱乐部顾问”。纽约渐渐出现了大财团收购俱乐部的趋势，以非常商业化的模式经营，不求有功，只求无过。54俱乐部勉强维持了几年，终究风光不再。1986年，俱乐部正式关闭，鲁贝尔于4年后去世。

在鲁贝尔回归后的第一个party上，他的老朋友们都假装若无其事，一切都没变。但不管他怎么努力，都不再可能回到从前，这和特定的文化政治背景有关。1970年代后期的美国，人人都心事重重。对政府丧失信心，经济萧条，伊朗人质危机，石油紧缺……54俱乐部正好成了许多人在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中，自我沉溺的绝佳场所。70年代的美国还延续着60年代追求自由的风气，到了80年代初，美国经受到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，以及艾滋病被发现，人们换上了一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开始生活。